1949年3月，满怀胜利喜悦的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东北，他感慨地对身边人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北平遇到了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作为最早在中共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李大钊，他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给后人树立了“为真理而牺牲”的典范。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血雨腥风、波诡云谲的一年，沉寂的中华大地，正被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所激荡，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让连年混战的反动军阀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他们对外声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刚刚进驻华北，张作霖便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当时恰逢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国共两党北方领导人，身在北平的李大钊，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大钊不得不将两党北方领导机关暂时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侧的原俄国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但是为了预防不测，李大钊还是提前做好的准备，李大钊让年轻的李世军把北方区的党团员名册带走。相比于在北平的国共两党骨干人员的紧急撤离，李大钊的住处倒显得十分平静。1927年4月6日，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李大钊像往常一样在里屋伏案办公，突然一阵纷乱的叫喊声打破了平静，张作霖派出的警察、便衣蜂拥而入将李大钊等数十人抓走，就连他年仅3岁的小儿子李光华也不例外。李大钊的被捕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震动，莫斯科两万多人上街游行，停止中苏关系，莫斯科民众之所以反映强烈固然与张作霖公开违反国际惯例冲进苏联使馆抓人有关，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3年前，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的那次演讲，让人们目睹了这位中国共产党员的风采。为了从李大钊的身上挖出有价值的信息，北洋军阀政府派出的审讯者挖空心思，让李大钊亲笔写下三份所谓的“自白书”并希望通过三份文稿的比较，查找出漏洞，有所斩获，然而，结果是在这三份被后世称为《狱中自述》的手稿中，李大钊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没有一句损于党的荣誉和利益的话，这一点，立案审讯管也不得不对外界承认“李无确供”，从内心来说，李大钊非常希望能够堂堂正正地表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从跟陈独秀“相约建党”到一锤定音确立“共产党”的名称，李大钊已经跟中国共产党不可分割，他十分清楚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极端仇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疯狂的阻挠和镇压。所以，一旦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会给围绕在他身边的青年们带来杀身之祸。

身陷囹圄后，李大钊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才能让这些跟随自己的青年能够平安无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作为战斗的阵地，不断唤醒青年改天换地，创造新中国。李大钊在多篇文章中激情澎湃的呐喊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聚集在李大钊的周围，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这其中就包括来自于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或许正是因为李大钊的这种影响力，北洋军阀政府视他为“眼中钉”，但对于如何处置李大钊，倍感压力的张作霖一时犹豫不决。然而，一封来自于前方将领的电报，却促使他下定了决心，1927年4月29日，《世界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某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就在此报道发的前一天，由张作霖指派的特别刑事法庭对李大钊等人进行了审讯，准备在下午一点行刑。1927年4月29日出版的北京《晨报》详细披露了李大钊等人遇难的详细过程：前日方传军法会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俗话说“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但是李大钊的死确两者兼具，在领导革命时间，他当仁不让冲在最前头，在牺牲的时候，他毫不畏惧毅然走在第一个。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传出之后，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无不深切哀悼。

李大钊常说：“人生最高理想，在求达成真理”。在他短暂的38年生命当中，他真正做到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面对当时多灾多难的中国，李大钊以一颗赤子之心勇敢而无畏地探索开创中国的未来。“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李大钊从容赴死，他的精神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奋勇向前。